先祖蘇頌專編

先祖蘇頌專編

一、科技宰相蘇頌

()官任宰相之職“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蘇頌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極〜宰相;今日則以科學家聞名於世,在科技領域創下七項世界第一。

在以官為本、以權為準的中國古代社會,科學技術屬於不入流的“旁門左道”與雕蟲小技。像他這樣政治、科技並舉的“雙料人才”,在中國古代社會,恐怕還找不出第二人。他那位於廈門市同安區的故居蘆山堂,大門兩旁有副楹聯寫道:“尚書御史翰林第,將相公侯科學家。”

蘇頌活了八十二歲,別說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即使今天,也算高壽。表面看來,蘇頌左右開弓,揮灑自如,游刃有餘,其實,他的一生,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風光”。

蘇頌生於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二十三歲考中進士,第二年任宿州(今安徽宿縣)觀察推官;後任知縣、館閣校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等職,雖時上時下,輾轉於婺州、亳州、杭州、濠州、滄州、應天府等地,但總體而言,還是不斷升遷;直到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年已七十三歲的他,擢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掌領尚書省、中書省政務,統管六部。隋唐時期,皇帝為了控制相權,將宰相之職分為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三個部分,宋朝沿襲如舊。因此,蘇頌所任之職,就是實際上的宰相。鬚髮花白的他,好不容易榮登百官之首,可不過大半年時間,即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又遇黨爭,無辜受牽,遭到彈劾。潔身自好的他,認為高居相位,必須受到朝廷所有官員的尊重與擁戴,一旦出現物議,則應激流勇退。因此,他當即上書,主動請辭。宋哲宗、高太后一再挽留,蘇頌毫不戀棧,連上三書,辭去相位,離開汴京,出知颺州。也就是說,他在宰相位上呆了僅僅九個多月。兩年後,蘇頌以中太一宮使的榮銜致仕,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病逝。

儘管沒有突出的政績,沒有顯赫的功勳,可蘇頌忠於職守,為人正直,恪守法規,不奸不貪,兩袖清風,堪稱楷模。就連強調個人道德品行近乎苛刻的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朱熹也對他盛讚、仰慕不已,撰文稱他“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響乎士林,盛烈銘於勳府”,“以是心每慕其為人”。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蘇頌任地方官時,總是關心民瘼,體恤百姓,盡其所能地“惠愛於民”。比如他十分注重當地的水利設施建設,在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不久,馬上奏請疏浚自盟、白溝、圭河、刀河等四條河流,以防水災;知滄州時,疏浚溝河、支家河等工程,解除黃河氾濫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在杭州知州任內,將鳳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區,這恐怕是當地最早飲用的“自來水”了;在淮南轉運使任內,鹽價上漲,又趕上一場飢荒,蘇頌不僅降低鹽價,還上書為百姓請求救濟,以致神宗皇上對他讚賞有加:“蘇頌仁厚,必能拊安吳人”。

蘇頌以民為本的思想及關愛百姓的情懷,還反映在他創作的不少詩歌之中。如他因暴雨肆虐、農田受災而哀愁:“滂沱連月雨,愁嘆斯民病。已紊四時和,更傷群物性。壟麥將萎摧,況值風威勁。我願天地心,慎舉陰陽柄。庶令疵沴消,永保寒暑正。無復三月中,慘慘行冬令。”在《次韻王伯益同年留別詩》中,他對百姓的摯愛之情溢於言表:“直向歲寒期茂悅,肯同時俗論甘辛。優游且做江南令,惠愛於民此最親。”

蘇頌還參與了不少外交事務,或為伴送使,或任生辰使,雖職務有別,但都是出使遼國。他遇事鎮定,隨機應變,每次都不辱使命。回國後,蘇頌根據自己對遼國政治、軍事、社會等方面的認識,為朝廷的外交決策建言獻策。對此,《宋史‧蘇頌傳》有所記載。當皇帝神宗問及遼國的“山川、人情向背”時,蘇頌答道:“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儀,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二之意。”他認為宋、遼兩國應繼續和平相處。“神宗然之”,認可、採納了他的外交建議。

出使遼國,蘇頌收穫頗多,他根據自己的出使路線及所見所聞、所知所感,創作了《前使遼詩》三十首、《後使遼詩》二十七首,記載遼國的山川風光、道路交通、農牧特點及風俗民情。這兩組外交組詩,在宋人詩歌中可謂獨一無二,除文學意義外,更具珍貴的史料價值。後來,他以宋遼外交往來的相關資料為基礎,編寫了一部名為《華戎魯衛信錄》的書籍。

北宋後期,政局動盪,黨爭十分激烈。蘇頌為官之時,先是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與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之爭;哲宗朝時,帝黨與後黨鬥爭激烈;新法遭廢,守舊派受到重用,其內部又形成以洛陽人程頤等為主的洛黨,以四川人蘇軾、蘇轍為首的蜀黨,以河北人劉摯為領袖的朔黨,三黨互爭,形同水火。蘇頌為官五十多年,歷經慶曆新政、熙寧變法、元祐更化等重大政治事件,各黨各派都在爭取他,比如王安石大刀闊斧地革除舊政,希望他能“加盟”改革派;蘇軾是他的同宗之侄,曾一同坐牢,可謂患難與共,親情加友情,蜀黨自然極力拉攏他;劉摯與他同署辦公,兩人詩文互答,政見頗同,朔黨將他視為同道…可是,蘇頌不管是在地方任職,還是位居京城擔任中央高官,始終堅持不樹黨援、不入派系、處事以公、不營私利、潔身自好的政治原則。不介入黨派系列,蘇頌勢單力孤,要想辦成一點大事,形成規模效應,卻無人支持響應,這,恐怕也是他政績平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蘇頌孤身險惡的官場奮鬥史

蘇頌孤身一人在風波險惡的官場奮鬥,也就難怪屢經挫折了。縱觀其政治生涯,曾有過兩次生死考驗。

第一次是宋熙寧三年(1070年),任知制誥時。知制誥之官始於唐代,

 

專為皇帝起草、撰寫諸如冊立太子、任免高官、宣布征伐等重要的詔書、文誥。知制誥又稱內製,與起草一般詔令、文書的外制〜中書舍人相對應。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王安石頒布新法,受到朝野上下的爭議乃至反對。朝廷急需得到基層支持,於是,王安石的學生李定經人推薦召至汴京,擬任命擔任監察御史裡行一職。

宋神宗批示李定任職的詞頭之後,送中書省,正值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當班,他認為李定不符合任命要求,拒絕起草詔書,並以生病為由請求辭職。神宗收到封還的詞頭,當即免去宋敏求官職,並御批道:“速送別官命草。”於是,蘇頌被推到了“前臺”。他沒有被神宗的憤怒與權威所嚇倒,陳述李定任監察御史裡行一職舉薦失當的原因:資歷不夠,政績不顯,不符合選用擢拔規定,違反了宋朝選官舊制。因此,他不僅反對李定任官,還為宋敏求辯護。神宗態度堅決,命令又一當班的工部郎中、中書舍人李大臨起草詔書,沒想到他也封還了詞頭。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三人的一致封還,被人稱為“三舍人議案”。

這一任命反反覆覆多達八次,雙方僵持一月有餘,最後以三舍人免職、神宗讓步而告結束。

蘇頌因恪盡職守、不為身謀,被稱為“三舍人之冠”。他這樣做,也為自己埋下了隱患,日後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遭受迫害囚入牢籠,面臨人生的第二次生死考驗。

★元豐元年(1078年)五月,蘇頌在權知開封府任上遇到了一樁案子。

相國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師傅、住持行親,說他將寺院的粥錢支給了官員孫純。蘇頌了解到,原來是行親花了孫純的錢,孫純討賬時,行親手頭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錢抵債。孫純遭到控告,馬上將錢還給了行親。蘇頌認為孫純討賬無可厚非,而寺院的錢募自民間,由住持支配也無不可。於是認定這是徒弟宗梵無事生非,擾亂風紀,便以杖責罰處。

一般來說,案子一結,事情也就過去了,沒想到有人卻拿蘇頌斷的這樁案子大做文章,被城皇卒參了一本,狀告他偏袒孫純。御史臺官員舒亶審理此案,他是李定的朋友;而此時的李定已升任御史中丞,是舒亶的頂頭上司。“三舍人事件”雖然過去了八年,可李定總想著有朝一日報仇雪恨。機會終於來了,他自然不肯放過。於是,李定與舒亶密謀,製造了一起冤案。

舒亶經過審理發現,蘇頌與孫純乃親戚關係。兩人既為親戚,就可定蘇頌徇情枉法的罪名。

原來,蘇頌女兒剛剛嫁給同事李徽之子,李徽家族十分龐大,有數百人之多,如果“順藤摸瓜”地牽扯,則可牽出孫純是蘇頌女婿李徽兒子的從妹之子這一“轉彎抹角”的親戚關係。蘇頌當初判案時,並不知曉這一姻親。於是,他被傳訊到御史臺,接受舒亶的審訊之辱。仇人為他尋出這麼一個確實存在的遠親,哪怕百般冤屈,也有口難辯。於是,蘇頌以故縱、偏袒孫純之罪,受到懲罰〜降職秘書監,出知濠州。

蘇頌遭貶,離開京城赴濠州上任,可李定、舒亶卻不肯罷休,對他繼續加以迫害。一番策劃,他們翻出蘇頌元豐元年(1078年)六月判決的另一樁案子〜陳士儒案,送交大理寺重審。

這樁案子,因國子博士陳士儒的母親被奴婢害死而起。陳士儒之妻李氏厭惡他的生母,常對奴婢們說:“博士母親死後,願意留下的,增加薪金;想要離開的,贈送銀錢。”法吏審案時,認為李氏雖暗示奴婢殺母,但沒有明言,情雖不容,罪不至死。作為主管官員的蘇頌,其態度是不以行政干預司法,由法官以事實為準,依法判決。

案子了結上報,被大理寺駁回重審;再次上報,又被駁回。幾經反复,在京城傳得沸沸揚揚。就連神宗皇帝聞知此事,一次上朝時對蘇頌道:“聽說你和法官想對陳士儒一案寬大處理,奴婢殺母,此乃人倫大惡,要窮究到底,不可縱容。”蘇頌回道:“辦案當以事實為準繩,對當事人,我既不敢寬容,也不敢加重處罰。”

陳士儒案久拖未決,一直拖到蘇頌受貶赴濠州任職也沒有最後判定。 此案一經翻出,蘇頌便難以逃脫李定、舒亶編織的第二次羅網與冤獄。他們仍像上次那樣,從親友關係入手予以加害。一番摸排,李定、舒亶又拎出了一條特殊的關係網:蘇頌與呂公著是好朋友,而陳士儒妻子李氏的母親是呂公著的妹妹。這樣一來,蘇頌又成了罪人,且“言之鑿鑿”:原來他在好友呂公著的請託下,有意寬縱李氏,哪怕皇帝過問,也不予理採。

元豐二年(1079年)九月,蘇頌從濠州回到京城。此次並非榮遷,而是以待罪之身受到押解,關在汴京御史臺監獄。

最後,蘇頌冤獄在神宗皇帝的親自過問之下,才得以寬大處理:釋放出獄,撤職歸班。

()蘇頌的科技成就創下七項世界第一

朱熹於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首仕泉州府同安縣主簿時,離蘇頌逝世不過五十多年,有感於他的故鄉同安已不知其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遂建蘇公祠以作紀念。

作為理學家的朱熹,為立蘇頌宰相祠堂,寫了五篇相關文章,對其科技成果隻字不提,他所看重的,是蘇頌的平生節儉,公正清廉;他所弘揚的,是其道德修養,“然而始終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他建祠的目的,是振興教育,扭轉社會時風。

由於朱熹的提倡,蘇頌這位鄉賢漸為當地百姓所知,其學識風範也在不斷地激勵、鼓舞後人。

朱熹當年所建蘇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毀棄,又多次重建。 如今的蘇公祠修葺一新,位於同安孔廟內。進入祠堂,供奉的蘇頌半身紀念像兩旁貼著一副對聯:“存小心與宋千古,識大義唯公一人。”橫幅為“正簡流芳”。正簡,宋理宗朝時對蘇頌的追諡。

其實,蘇頌之所以能夠流芳千古,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所推崇,主要在於他那卓越的科學貢獻。

蘇頌剛入中央做官時,先後擔任館閣校理、集賢校理、校正醫書官、太常博士等職,其主要工作,就是編撰、校正古籍。他埋首其中,譽抄校勘,一幹就是九年。家中所藏古籍,大多為他親手抄寫。這項工作雖然枯燥乏味,但培養了他認真求實的科研精神、刻苦沉潛的科研作風以及紮實淵博的文獻功底。

蘇頌的主要科技成就,一是研製新的天文儀器水運儀像臺,二是主撰藥物學著作《本草圖經》。正是天文學、醫藥學這兩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得他在科技方面獨自一人創下七項世界第一。

水運儀象,天文學名詞,專業性較強,即使今天,如果對天文學不感興趣,一般人也難以弄清其內容與性質。儀,指渾儀,一種古代測量天象的器具;象,指渾象,一種球面星圖,形狀與地球儀相似,上面繪有星像圖。 水運,以一種漏水驅動裝置,促使渾儀或渾象轉動,與天上的恆星同步運行。水運儀象,是古人在天文觀測中使用的一種人造計時器,現代稱之為水力天文鐘,其原理是以漏水驅動渾儀或渾象,自動計時。

早在幾千年前,我國古人就設計了一種名為日晷(又稱日規)的計時器,但它在陰天、夜間不起作用;而水運儀象,則是一種更為科學的,以非天文的物理過程作依據的計時器。

蘇頌研製成功的水運儀像臺,是將渾儀、渾象及報時裝置組合為一體,由水力推動的天文儀器。難能可貴的是,蘇頌建造的這座高約十二米、寬約七米的巨型天文儀,是建立在堅實的科學理論之上的。為此,他撰有《新儀像法要》一書,記載了水運儀像臺的零部件形制、總體構造,並配有相應的設計圖紙及文字說明。水運儀像臺被毀,後人正是根據這部傳世之作,“按圖索驥”地成功複製。

古人重形象思維,求技巧實用,科學理論與科學精神十分匱乏。 而蘇頌特別強調科學理論方面的研究,講究嚴謹縝密的邏輯推理,堅持理論與實踐並舉,在古代顯得尤為珍貴。

關於水運儀像臺的原理與結構,蘇頌在《新儀像法要》中有所說明:“兼採諸家之說,備存儀象之器,共置一臺中。臺有二隔,置渾儀於上,而渾象置於下,樞機輪軸隱於中,鐘鼓時刻司辰運於輪上”,這是水運儀像臺的結構組成;其運轉模式是“以水激輪,輪轉而儀象皆動”;至於效果,則是“備製二器而通三用也”。

蘇頌創制的水運儀像臺,一個最大的突破與特徵,便是實現了觀測的自動化。他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層置放觀測天體的渾儀,下層是演示天象的渾象,中層是使渾儀、渾象轉動的機械裝置。水流沖激輪軸,儀器開始運行,水運儀像臺具有三重功效:觀測天體運行,演示天象變化,木人自動敲鐘擊鼓、搖鈴示牌、準確報時。

★正是水運儀像臺與《新儀像法要》,為蘇頌爭得了五項世界第一。

第一、二、三項世界第一,均為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的高度評價與定論,他認為“蘇頌把時鐘機械和觀察用渾儀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說他比羅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世紀,比方和斐先行了七個半世紀”;因水運儀像臺的頂部設有九塊活動屋板,他認為蘇頌是世界上最早設計、使用天文臺觀測室自由啟閉屋頂的人;又因水運儀像臺可以循環往復地等速度運轉,這種“擒縱器的水力傳動機械時鐘”,是現代鐘錶的先導與前驅。

 《新儀像法要》中繪有水運儀像臺的全圖、分圖、詳圖等透視圖、示意圖六十多幅,繪製機械零件一百五十多種,是世界上留存至今最早也是最為系統的機械設計圖紙,為蘇頌創下了第四項世界第一。

 《新儀像法要》繪有星圖十四幅。為免圖像失真,使繪製更加精確,蘇頌採用圓、橫結合等新的繪圖法,繪星一千四百六十四顆。而歐洲晚四百年觀測到的星數,也只一千零二十二顆。西方科技史專家認為:“從中世紀直到十四世紀末,除中國的星圖外,再也舉不出別的星圖了。”蘇頌由此創造了第五項世界第一。

水運儀像臺落成之後,蘇頌又研製了一臺假天儀。假天儀也叫天象儀,是一種普及天文知識的儀器。與人們站在天球外觀察天象的渾天儀不同,假天儀則可進入儀器之中,看到逼真的人造星空。因為這樣的天象是人為模仿假造的,故名“假天儀”。在古代,欲將天象模仿製造得惟妙惟肖、生動逼真,技術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據相關資料記載,蘇頌所造假天儀“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籠象,因星鑿竅,如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嘆,蓋古未嘗有也”。

 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王振鐸先生研究復原了蘇頌這座假天儀,並發表論文《我國最早的假天儀》,後又提出蘇頌所造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假天儀,也屬世界第一。這,便是蘇頌創立的第六項世界第一。

蘇頌的第七項世界第一,是編撰了《本草圖經》一書。蘇頌在研讀《內經》、《外臺秘要》等歷代醫學專著,校訂整理《神農本草》、《靈樞》、《素問》、《千金方》等醫典八部,編寫《嘉祐補注神農本草》的基礎上,經過四年艱苦努力,終於在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圖經本草》二十一卷的編撰工作。

《圖經本草》所收藥物九百三十三種,全都繪有圖樣,註明花形、果狀、效用等,對藥性、配方提供依據,糾正了歷代本草書籍中的謬誤。 該書集古代藥物學之大成,新增藥物近百種,附單方上千個,並一改過去本草著作的單純藥物學性質,將其提升到博物學的高度。明代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便得力於這種博物學特性,他對《圖經本草》不僅讚揚有加,還大量徵引。李約瑟認為“在歐洲,把野外可能採集到的動植物加以如此精確的木刻並印刷出來,這是直到十五世紀才出現的大事”,而十一世紀《圖經本草》就已問世,在同類醫學著作中自然名列世界第一。

水運儀像臺的研製、《圖經本草》的編撰,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並非蘇頌一人所能完成。但蘇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這兩項創世界之最的成果,都是在他擔任科技官員時取得的。

第一次是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醫書官,蘇頌最初參與編撰《嘉祐本草》,後來便挑起了主持編寫《本草圖經》的大樑。

作為一名科技官員,既要懂行,身體力行身先士卒,又要做好管理工作,群策群力,充分發揮所有科技人員的潛能與積極性,蘇頌正是二者兼顧;他既重歷史,也重當下,開展全國性的醫藥普查工作,發動廣大醫師、藥農提供醫藥標本、圖譜;既進行從書本到書本的校訂,更以實物對照書本,相互參證,糾正混亂,去除錯訛;最後由他嚴格把關,統一審理,重行撰述,於是才有出類拔萃的《本草圖經》問世。

蘇頌第二次擔任科技官員,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以吏部尚書的身份受詔定奪新舊渾儀。

雖然有了主持修撰醫書的組織經驗,並且兒時蘇頌就對天文極感興趣,時常把玩家中收藏的渾天儀小樣,漸漸心有所悟;他於曆法也有研究,十六歲便作有以天文曆法為內容的《夏正建寅賦》;參加進士科考那年,試題為《歷者,天地之大紀賦》,結果蘇頌名列第一,此文流傳至今。 儘管如此,蘇頌內心十分清楚,這次所擔當的重大任務,顯然比第一次更為艱鉅。

他一上任,便成立了“製造水運儀象所”,所有成員,都親自物色、考核、確定。作為一名伯樂,他發現了吏部令史韓公廉這匹難得的通曉天文曆法的“千里馬”,立即奏請皇上將他調來,專門從事水運儀像臺的研製工作;在外地尋訪人才時,蘇頌發現壽州州學教授王沇之擅長儀器製作,便調他“專監造作”……科研發明,人才是關鍵,蘇頌深明此理,將一大批得力幹將“網羅”在自己身邊,量才器使。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寶貴人才,不僅成為他的“左右手”,更為研製水運儀象各顯其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研製方面,蘇頌宏觀決策調控,微觀把握執行,反复實驗,認真嚴謹,確保萬無一失。他先做理論研究,與部下反复研究,由韓公廉寫出《九章勾股測驗渾天書》,從可行性上進行論證;再製作模型,進行相關天文實驗;當實驗成功,“候天有準”後,造成小木樣呈報皇帝;儘管這些都沒有誤差,但蘇頌並不急於建造實物,而是製造大木樣,在尺寸大小、機件結構等方面,與將要製作的水運儀像臺完全一致,演示實驗,奏請皇帝派人鑑定;當一應準備工作按照嚴格的要求檢驗合格之後,蘇頌這才命人製作銅造的水運儀像臺,歷經三年零四個月,終於大功告成。

蘇頌“平生不信命術”,既重科學理論,也講科學實踐,提出了“合道盡理”的科學哲學命題。

除道德、科技外,蘇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於法律、曆法、教育學、地理學、水利學、文獻學、民俗學等方面皆有較深研究,並創作了大量頗具文學價值的詩歌,他留下的兩冊《蘇魏公文集》(蘇頌死後贈司空魏國公,故名),裡面所收文字,便見證了他豐富的思想與才華。##

 

蘇頌廈門故居〜唯一古文物古蹟

蘇頌故居引位於廈門同安區大同鎮城區西北隅葫蘆山南麓。是蘇頌高祖左屯衛將軍蘇光誨始建於五代後晉開運年間(944年〜946年)的府第,子孫世居。宋天禧四年(1020年)蘇頌誕生於此,10歲隨父入都,其子蘇攜於宋靖康年間(1126年〜1127年)歸居於此。南宋至元期間府第改建成蘇氏祠堂,其後多有廢興。清末重建。解放後作為小學校舍。1988年同安政府重修蘇氏祠堂,並於後進原址重建蘇頌祠堂。

 

◎故居簡介

現存蘆山堂系清代重建,以花崗岩和紅磚砌牆,紅瓦布屋頂,賦有閩南地方特色。堂為硬山頂,坐西北朝東南,建築面積約990平方米。前為蘇氏大宗祠堂,有前廳和正廳兩部分,祠堂後隔一天井是於原基址重建的蘇頌祠堂,內有現代所立之蘇頌塑像。兩側為捲棚頂護厝。蘆山堂是蘇氏蘆山派入閩發源地,因此衍居海內外的後裔紛紛到此尋根謁祖,該堂已成為聯絡海外鄉情的紐帶。

 1988年被公佈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91年被公佈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廈門市政府公佈為涉臺文物古蹟。保護範圍:堂前延伸71米,後延伸3米,東、西各延伸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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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景點

 蘇頌故居系1911年重建,坐西北朝東南,為二進雙護厝府第式建築,佔地面積為1,700多平方米,整座祠堂呈現出典型的閩南建築風格。祠堂前落供奉蘇頌神像,後落供奉入閩蘇氏始祖蘇益神像,兩側為捲棚頂護厝。大門口兩隻青石石獅,象徵著辟邪納吉;鏤空式的石窗,梁坊上的斗拱層層迭起,各種雕刻,都是中國古代民居典型的建築藝術的展示;高高翹起的屋簷,陡斜的屋頂,是多雨消水的閩南古建築特徵;二進的院落式建築,象徵著人丁興旺,財源茂盛。祖籍同安的著名數學家蘇步青為1998年修葺的蘆山堂書題“蘇氏大宗”和“蘆山堂”兩方匾額。跨入堂門,迎面是蘇頌全身塑像,大廳四周的牆壁上,懸掛著8幅蘇氏家族8位風雲人物的畫像。在陳列櫃裡,擺放著《同安縣志》、《蘇魏公文集》等歷史文獻,展示蘇頌歷經宋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五朝,官居宰相,以及發明“水運儀像臺”的光輝業績。蘆山堂前原有一個水池,蘇頌讀書時曾在此洗硯,所以稱水池為“洗墨池”。現在只留下一方寫有“洗墨池”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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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故居始祖為蘇益,生於唐大中十年(856年)。光啟元年(885年)正月,蘇益隨王潮入閩,任泉州都統軍使。五代開運元年(944年),光誨建府第於“葫蘆山”下,坐醜向末兼癸丁,二進雙護厝結構,益公為府第名“蘆山堂”,始創“蘆山衍派”。

蘇頌故居擇建於葫蘆山龍脈寶地,家族人才輩出,惟宋代榮登進士榜者有仲昌、仲華、炫、紳、緘、結等十八人,世稱十八進士第。尤以為榮者宋代名臣賢相六世祖頌公也(1020年〜1101年),為官五十六年,歷經五朝,官至宰相,同時也是我中國北宋的一位科學家,1088年,他發明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叫水運儀像臺,研製“假天儀”,編輯《新儀像法要》《本草圖經》《華夷魯衛信錄》《蘇魏公文集》,繪製“蘇頌星圖”。創七項世界第一,聲震中外。世界紀錄協會將其收錄為世界最早的天文鐘。宋大理學家朱熹贊曰:“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始終不虧”;英國皇家學會員李約瑟博士稱公為“中國古代和中世紀世界最偉大的博物學家和科學家之一”。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蘇家因押解泉州府丁糧銀赴京途中遇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又因毆斃欽差一案遭滅族之災,山堂被毀,家產沒官,六人入獄,餘丁夜逃,部分宗親化姓許、連、周,此即“一夜分九州,化姓許連周”同宗之由來。故蘇氏大宗祠堂內有連戰贈送的“發揚蘇頌世界第一精神”的錦旗。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同安知縣請旨撥銀重建蘆山堂,旋即擴建為三進雙護厝,並塑頌公像於後進廳中,明世宗欽賜“蘇氏大宗”以失敬仰先賢,世代傳芳。辛亥,民國立,同安蘇氏裔孫趨時順勢,聯繫海內外宗親捐資重建蘆山堂,翌年成,迄九十三載,幾經損毀,幾度修復;1987年,同安縣人民政府撥付部分資金,兼有海內外裔孫賢達慷慨解囊,復建蘇頌故居,1988年11月落成。

“蘆山”是最早到福建的蘇姓的一個燈號,現在凡是閩南、臺灣,包括海外,只要看見“蘆山”這個燈號的一定是從同安“蘆山堂”這兒開出去的。“蘆山堂”既是名人故居,又是海內外“蘆山”蘇氏(含由蘇氏析出的許、連、周)大宗祠堂,因而於1991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列為廈門涉臺文物古蹟。##

 

先秦蘇國與蘇姓之源

關於蘇姓起源,《元和姓纂》卷三,“顓頊祝融之後,陸終生昆吾,封蘇,鄴西蘇城是也。蘇忿生,後至建,生武、嘉”。而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集校》(下)卷四,“蘇氏出自己姓,顓頊裔孫吳回為重黎,生陸

終,生樊,封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蘇忿生為周司寇,世居河內,後徙武功杜陵,至漢代郡太守建,徙扶風平陵,封平陵侯”。而在《潛夫論•志氏姓》中,關於蘇姓起源問題,有記載為“初,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封溫,其後洛邑有蘇秦”。在《姓解》卷二中亦有記載:“武功蘇氏,本高陽之子,重黎生祝融,其孫昆吾封於蘇,今之鄴郡,一云扶風。《左傳》有蘇忿生,為周司寇。《史記》有蘇代、秦、建、厲,漢蘇武為麒麟閣功臣。後漢蘇章後,周有蘇綽,綽生威,威生夔、夔生勗,勗生亶,亶生瓌,瓌生頭,至唐四人拜相,唐秦王府十八學士有蘇勗、蘇世長,又有蘇味道、定方、瓌、頭。”《姓鯛》二,則對“蘇姓”也有解釋:“素姑切。《世本》云:祝融之後,陸終生昆吾,封蘇,因氏。《千家姓》云:武功族。《左傳》有大夫蘇忿生。《史記》有蘇秦。《漢書》有蘇武、蘇弘、蘇文、蘇樂、蘇章、蘇茂、蘇竟、蘇祇、蘇謙、蘇周。《三國志》有蘇由、蘇飛。《南史》有蘇綽。《隋書》有蘇夔。《唐書》有蘇烈、蘇味道、蘇世長、蘇頭、蘇甸、蘇晋、蘇。《宋史》有蘇易簡、蘇舜欽、蘇洵、蘇軾。

以上我們將歷代姓氏文獻中的內容,全面地收錄彙集起來,以便我們對蘇姓與溫縣的關係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認識之一,便是在相關文獻中,均認為蘇姓的始祖為昆吾公,而昆吾氏受封地在鄴西蘇城。關於蘇姓起源,我們認為“蘇姓源於蘇門山”,並對這個觀點進行全面論證,而鄴西蘇城,只是蘇姓播遷過程中的關鍵點。因此,自夏至西周初年,也就是從昆吾氏至蘇忿生之間,文獻所載的以蘇為姓的名人幾乎不見。從蘇忿生的姓名分析,似乎蘇姓已經形成。毫無疑問,蘇姓起源是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蘇姓在昆吾之後才有所謂以蘇為氏,那麼蘇忿生時代僅僅是個別的貴族以蘇為氏,就蘇作為一個真正姓氏而言,仍然是在蘇國滅亡之後。因此,我們可以客觀地說,沒有西周至春秋時以溫縣為核心的蘇國的建立,那麼就沒有後來成為躋身中華百家大姓中的蘇姓的地位從這個角度,我們認為溫縣作為蘇國的都城,應該也可以成為蘇姓尋根的聖地。

認識之二,為商朝時期的蘇氏的地位。在《封神演義》這部文學作品中,蘇妲己成為“美女禍國”的邪惡的化身,但是如果細讀小說仍可以感受到蘇家的忠貞與正義。我在《中華姓氏譜•蘇姓卷》中,從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例如,小說中虛構的妲己之父、冀州侯蘇護,在王宮面對射王徵召愛女,義正辭嚴地說:‘人君愛色,社稷必危,望大王三思。’他在面見丞相比干後,對紂王的荒淫無道更是怒火中燒,在午門牆上寫下了‘君壞臣綱,有敗五常,冀州蘇護,永不朝商’的短詩,

表達了蘇家愛憎分明的情懷,此其一。為抗拒征討商王軍隊,蘇護與蘇全忠勇戰商軍大將,蘇全忠被縛,蘇護為避免紂王以色禍國,甚至動了殺死愛女的念頭,此其二。妲己是個美麗、忠貞、忍辱負重的女子,她為了愛情,拒不進京,甚至以死抗爭;當得知深愛的人被殺後,她五內俱焚,拒不與仇人成婚;她為了救父親,救家人,救百姓,為報仇雪恨,而忍辱進宮,以便相機行事,此其三。西伯侯姬昌致信冀州侯蘇護,讓其‘舍小節而顧大局’,犧牲小女,而保全一方平安,此其四。”從《國語》等歷史文獻分析,蘇家之女妲己的確在滅商過程中發生過較大的作用,這也許正是西周初年之時,蘇族首領蘇忿生不但受封在最富庶的河內地區,而且還兼任司寇這樣的王室重職的關鍵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溫縣不但有蘇護與蘇全忠墓,即位於今縣城內的“聯珠臺”,甚至在《溫縣誌》中還記載,曾發現有“蘇全孝之墓”。從目前對蘇護塚的考察來看,這的確是具有較長歷史的古代墓葬,其年代至少可以早到漢代,那麼,我們認為在溫縣不但有蘇國都城故溫城,也有與早期蘇姓名人相關的塚墓,這些塚墓甚至有可能與蘇氏祖陵有關,如果將來能從考古學上得到進一步證實的話,溫縣在蘇姓歷史研究與蘇姓尋根方面,其地位將具有不可替代性。